吴桂贤（女）（1938年— ），河南巩县（今巩义市）河洛镇胡坡人。

1951年，吴桂贤进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当挡车工。

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全国纺织先进集体“赵梦桃小组”党小组组长，连续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6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曾当选为全国纺织系统的劳动模范。“文革”中被树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1968年后曾先后担任西北国棉一厂革命委员会委员、主任，咸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革委会委员、常委。

1969年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

1973年中共十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75年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

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7年9月申请辞去副总理职务，同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回到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

1978年任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

1981年6月起任厂党委副书记、厂工会主席。

1988年任深圳外贸集团公司与港人合办的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1994年退休。

吴桂贤是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 。

1938年，吴桂贤出生在河南巩义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兄弟姐妹九人，生活相当贫困。还在吴桂贤很小的时候，一家人就逃荒到陕西咸阳。1951年，刚满13岁的吴桂贤，隐瞒自己的年龄，参加了刚成立的西北国棉一厂的招工；成为了这家企业的第一批工人，并被分配到细纱车间当挡车工。

由于工作认真、态度积极热情，1955年吴桂贤加入了中国共青团；20岁时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五好工人”等荣誉。后来，她被调入被评为全国纺织先进集体的“赵梦桃小组”任党小组组长。1965年，吴桂贤以个人和“赵梦桃小组”代表的名义，出席了西北公交战线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并被评为“全国纺织系统先进典型”；曾先后两次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不久，她就被推举为西北国棉一厂的副厂长。而为了补充吴桂贤的文化知识，她曾被安排到西北大学学习；于1968年毕业。

在“文革”开始后，吴桂贤被树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在那个特殊年代，和许多劳动模范一样，年轻的吴桂贤也被推上了政治舞台，不断获得拔擢；曾历任西北国棉一厂革命委员会委员、主任，咸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陕西省革委会委员、常委等职。

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吴桂贤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以最高票数，列四位政治局候补委员中的第一位。一年后，在参加完一次中共中央会议后，毛泽东当面通知吴桂贤，要调她进入中央工作。于是，在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吴桂贤被安排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年37岁。她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首位女性副总理，也是到目前为止最年轻的副总理。

在中央任职的几年里，吴桂贤并不轻松。起初，她被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的11号楼居住，和住在10楼的江青是邻居。由于诸多不便，吴桂贤行事更是小心谨慎；后来干脆搬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她和陈永贵在工作上实行“三三制”，即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地调查研究。

“文革”结束后，像吴桂贤、李素文这样被推上政治舞台的劳动模范，在政治上逐渐受到冷落和排挤。1977年8月，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召开，吴桂贤虽然继续被安排为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在一个月后，她主动申请辞去了副总理职务；并于同年重新回到西北国棉一厂工作。1981年6月，吴桂贤又被安排出任西北国棉一厂的党委副书记等职务。

1988年派任深圳外贸集团公司与港人合办的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工会主席。1998年，吴桂贤退休时，中共中央组织部专门下发文件，给予她相应退休待遇。

心系社会的老总理在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下，创办了以桂贤命名的专项基金并任桂贤教育扶贫基金主任、首席代表，为社会教育扶贫领域再进余力。2011年06月11日，吴桂贤在深圳公明参加深圳陕西商会成立的开业庆典仪式并发表讲话。2013年6月16日，吴桂贤出席“亚洲禅学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主题为“中国汉传佛教体系各类禅学与东南亚各国南传佛教体系的各类禅学的介绍、比较与研究”。邀请了来自中国大陆、中国港澳台地区、东南亚各国及欧美国家的有关著名专家学者、领导嘉宾和特别邀请的海外50多个国家、地区的高僧大德(含僧王及相关机构负责人)出席活动。

吴桂贤的丈夫王振涛，1963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曾任深圳赛格集团的总工程师。19

65年，两人经朋友介绍认识；1969年结婚；他们有一儿一女。一家人都居住在深圳。

2010年6月9日，国家独立科研事业单位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中心成立了区域经济研究所，旨在为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上传发展佳绩、下达政府声音为任。在相关领导以及吴桂贤在京办公室人员王曦力举之下，欣然答应了作为总顾问的邀请！在众望高举之季正赶广东省扶贫开发协会成立，因老副总理的社会美誉以及社会影响力，被大会推举为广东省扶贫开发协会主席。共和国的首任女副总理，离岗不离责任心！心系社会、心系万众。我们为有这样的好领导而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至今回忆起来，吴桂贤都觉得自己的一生，充满着太多的不幸与幸运。1938年一个寒风刺骨的日子，吴桂贤出生在河南巩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1951年，13岁的吴桂贤就踏上了西去的列车独自出门谋职立业。

她太小了，小小的个子，小小的年纪，如何找工作？开始一段时间，她只好在蔡家坡远房姨妈家打杂。后来又给姨妈的侄子带孩子。但是好奇与好胜心不能允许她自己“苟安”太久。于是，当陕西西北国棉一厂——这个在古城咸阳兴建的新中国第一家国家纺织厂开始对外招工时，年仅13岁的吴桂贤就踮着脚尖站到了招工人员的前面了。

当时招工规定年龄最小不得小于16岁，可吴桂贤才13岁呀，虽然瞒报了3岁，但身体娇小的个头，人家哪里肯信！但招工负责人还是被眼前这个坚强又倔强的女孩打动了，破例招了一名“童工”。从此，吴桂贤穿上了白围兜，戴上了白帽子，成了西北国棉一厂第一批工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桂贤除了有一股饱满的劳动热情外，还有一股炽热向上的政治热情，她于1955年入团，1958年入党。入党转正的那天，领导找她谈话，郑重其事地告诉她，鉴于她表现非凡，决定把她调到赵梦桃小组去，担任赵梦桃所在小组的党小组长，赵梦桃任工会小组长。赵梦桃比吴桂贤年长三岁，这时的赵梦桃已经是全国劳动模范，党的八大代表，明星耀眼，光华四射。吴桂贤与赵梦桃相处很好，就近请教纺织生产技术，切磋攻克纺织技术难关，那—段火热日子，令吴桂贤至今念念不忘。然而不幸的是，赵梦桃突然患了癌症，病重期间，陕西省委正式以她的名字将其所在纺织生产班组命名为“赵梦桃小组”，在省委书记主持的命名仪式上，身为“赵梦桃小组”党小组长的吴桂贤代表小组当场发言宣了誓。

命名大会是在1963年4月27日召开的，赵梦桃6月23日逝世。噩耗传来，赵梦桃小组的姐妹们泪飞如雨，吴桂贤在揩拭滚滚热泪的同时，感到赵梦桃一去，她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为此，她要求自己更严了，处处事事起带头作用。但她深知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应当团结全组姐妹来挑重担。由于姐妹们齐心协力，小组年年出色完成生产任务，年年被评为先进标兵，以赵梦桃小组为代表的西北国棉一厂班组的生产和管理经验，一时传遍全国纺织系统。

吴桂贤本人自1958年以来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厂级标兵，多次被评为三好学员、优秀学员。1964年、1966年连续两次被评选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965年吴桂贤以个人和赵梦桃小组代表的名义，出席西北公交战线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并被评为全国纺织系统先进典型。吴桂贤吃苦耐劳，心地善良，待人热诚厚道，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不久，她被推选为西北国棉一厂副厂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一些老干部一夜之间成了“三反分子”，吴桂贤感到很不理解。她到北京学习时，总是把毛主席、周总理的讲话认真记在笔记本上。回到单位后，她努力按照党中央的政策办事，制止“造反派”的一些过激行为。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告一段落，各地开始成立革命委员会。吴桂贤作为“老中青”三结合的青年干部被提拔到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又连续在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975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时刻。一方面，在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积极进行治理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另一方面，“四人帮”也在加紧纂党夺权，大搞“批林批孔批周公”。毛泽东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提出要从工农兵中选拔干部。当时，需要从工人中选拔一名副总理，而且要求是女性。

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提出上海的造反派头头王秀珍。周恩来觉得不行，这样势必增大“四人帮”的势力，就提出从西北的工人劳模中选拔一人，于是就提出了吴桂贤。周恩来连夜打电话给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速调吴桂贤的档案到中央，经中央组织部审查后呈报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才火速电召吴桂贤进京受命。

吴桂贤到北京后，心中忐忑不安，不知道要她干什么。周恩来找她谈话，她问总理：“让我来北京有什么任务?”周总理笑吟吟地说：“有大任务啊，让你当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大吃一惊：“不行，不行，我干不了！”周总理说：“许多事情并不是人一生下来就会干，我这个总理也是在干中学会的，况且还要经过全国人大的选举任命呢。”在四届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经选举后任命吴桂贤为国务院副总理，那年，她37岁，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副总理，也是最年轻的副总理。

到了北京当副总理，吴桂贤仍然每月只拿西北国棉一厂76元的工资。她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无论是在政治局开会或在国务院开会，喝茶水要交2角钱的茶叶费。吴桂贤每次都只喝白开水，不喝茶水。服务员问她：“吴副总理，您为什么不喝茶?”她笑笑说：“我不爱喝茶，怕睡不着觉。”每次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宴会，她都要按规定交餐费。她分管纺织部、卫生部和工青妇工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吴桂贤与陈永贵实行三三制。1975年9月，经毛主席批准，吴桂贤回到西北国棉一厂参加劳动。赵梦桃小组的姐妹们兴高采烈：“吴大姐又回来了!当了副总理还和咱工人一个样，这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

吴桂贤心底无私，为人低调，她怎么能料到当时中国政治的云谲波诡，连所谓“四人帮”之说她也是到了1975年5月才知道。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在游泳池召见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毛主席同开会的人一一握手，大家都坐下后，毛主席讲，回到北京，江青要求见我。我说：不见！要见，政治局成员一起见。就是在这次接见中，吴桂贤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批评“四人帮”。

何谓“四人帮”？吴桂贤感到蹊跷。次日晚上开会讨论毛主席指示前，她向倪志福请教。倪志福说毛主席1974年7月在政治局会上讲过“四人帮”的问题。1974年7月，吴桂贤还在陕西。听到这些人在和毛主席作对，吴桂贤吃了—惊，都是最高层领导了，还想咋的，还敢和毛主席过不去！^[2]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了，准备召开党的十一大，吴桂贤开始还是代表资格审查组的成员。十一大召开期间，前面讨论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报告时还风平浪静，当进行到中央委员人选讨论时，吴桂贤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委屈与压力。登在简报上的材料让吴桂贤不知所措。她觉得自己对周总理一片爱心，哪里会有反周总理的想法！吴桂贤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名义，请求就以上事情，组织上派员调查落实。

这时的吴桂贤，经过几天激烈的思想回顾与斗争，一时心若止水。她一方面打报告给党中央，要求回到西北国棉一厂去；另一方面给华国锋、邓小平以及李先念等中央主要领导办公室去电话，希望回去之前，面陈自己的想法。答复很快就有了，华国锋刚开完党代会，又要准备会见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要她略等一等。邓小平办公室则表示，国庆以后可以安排。李先念在国务院紫光阁见她的时候讲，你是先进工人代表上来的，在中央工作三年，总的不错，你还年轻，回去好好工作。吴桂贤表态，过去是怎么工作的，今后仍然会怎么去工作。她在同华国锋面陈想法的时候说，一是请求组织上把她的问题搞清楚，二是回到陕西国棉一厂，回到赵梦桃小组去。华国锋说，厂里就不用回去了，到省里工作，做个省委书记之一。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做出批示：“吴桂贤同志回陕西工作，中央已经同意。可以安排当大城市的副市长或大型国有企业的副厂长。”9月27日，她乘车返回咸阳。回到家里一天也没休息，就赶着要上当晚的夜班。爱人叫她休息两天再说，她说什么也不肯，丢下行李，佩上白围腰，戴上工作帽，就到车间上班去了。她还和原来一样，挡四台车，一台不少，保质保量完成了当天任务。回到厂里，回到工人姐妹们身边，她心里有说不出的踏实。她说：“我始终不会忘记，我是个纺织工人！”是啊，陕西咸阳，西北国棉一厂，这是她政治生命的起点，也是她精神的栖息之地。

1988年暮春4月，深圳考察团由副市长朱悦宁带队千里迢迢来到陕西考察，其间有深圳外贸集团的副总经理李瑞荣，老李所在的国企与港商合资建了一个三资企业——鸿华公司，他们设想：要将鸿华公司办成纺织、印染和服装一条龙，在深圳崛起一个30万锭的大企业。中国之大，要论纺织，当然要属内地的人才技术了，他们在咸阳考察的时候，忽然提出，到吴桂贤所在的西北国棉一厂去看看。

吴桂贤无可避免地与深圳来宾会面，并成了车间参观的陪同与讲解员。参观出来，客人问：“吴书记，您到过深圳吗？”“去过。今年年初还去过一回呢。”“印象怎样？”“很好哇，生活节奏快，城市也漂亮。”客人忽然说：“那您调我们深圳去工作怎样？”吴桂贤只当客人开玩笑，没料到客人非常执着认真。因为，他们正在酝酿上纺织项目，太需要她这样富有经验的纺织行家。吴桂贤回答，可以推荐一些本专业的大学生给你们……然而，此时的深圳客商怎么也不肯放手，他们一再表示是诚心诚意请她，并邀请晚上在万年饭店做东请她详谈。

晚饭的餐桌上依然是一个主题：力邀吴桂贤“孔雀东南飞”。吴桂贤被客人的诚心所感动，但是转念一想自己已步入老年期了，挪动实在不大容易，再则自己是陕西的山水养育，对陕西情结太深，且熟门熟路熟人，到深圳去适应一个全新的环境自己能行吗？她不能不认真掂量，于是一再推辞……事情在她丈夫得知之后，才出现转机。吴桂贤的丈夫是西北工业大学毕业的技术干部，他虽然没有去过深圳，却到西欧考察过一个月，他认为西方的市场经济正在为我们借鉴，而深圳与沿海地区先走一步，必定发展比内地要快。

吴桂贤坚守的“军心”终于被丈夫的卓识与力推动摇了，两人于1988年6月9日应邀联袂前往深圳，做进一步考察。夫妻俩当时不仅出席了深圳第一届荔枝节，还到了位于葵涌的鸿华纺织印染厂建设现场，眼前一派欣欣向荣的建设景象，车间正在封顶，连海外运来的印染设备的集装箱还没拆呢，兵马未到，粮草先行，专业技术人才的缺乏，确确实实是当务之急。

夫妇俩亲临深圳考察，坚定了南下的决心与信心。终于，在中央及陕西省委主要领导以及一系列公文批复后，吴桂贤来深圳报到了。

吴桂贤肩荷鸿华纺织印染公司副总经理的职衔，上任伊始的头等大事就是招兵买马，急性子办急事，第二天她又千里迢迢飞返西安。

她在陕西一呆就是10天，从一印二印三印三个印染厂，共招了108人，这可比之《水浒传》里的一百零八将，老中青搭配，从工人、技术员到总工程师各路能人都挑选齐了。突然一下子招来那么多人，生活设施跟不上怎么办？吴桂贤等八个人住在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女的、年纪大一点的住在室内，男的就睡在客厅里。她带头清扫卫生、买菜、做饭。创业难，生活再苦再累，但大家心里甜滋滋的。

鸿华印染厂顺利开工，生产效益不错。上个世纪80年代末深圳城市人口数量有限制，进城市户口很困难，外贸集团这么一个几千人的大企业，一年也只有三四个进城户口指标。身为副总经理的吴桂贤深感不进户口，难安人心。她多次到有关部门去游说，深圳市人事局开了绿灯，给了鸿华25个进城户口指标；宝安县也被她的细诉所打动，一下子给了50个宝安县户口指标。

人员安定了，印染上了档次，出口合格率不断提高，坯布却又出现紧张。她九次前往新疆等地购置坯布，人家一听说来自深圳的吴桂贤，感到惊讶，吴桂贤不是赫赫有名的西北国棉一厂的纺织女工吗？原来不是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吗？她可是当年纺织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是那个时候中国的一颗“政治红星”呀！她为特区效力去了，我们应该大力支持呀！吴桂贤眼眶一热，心里有久久的感动。

岁月不居，一晃，吴桂贤已经在深圳工作生活了近20个年头了。人们依然记得她，记得这个来自纺车前、而又被云谲波诡的时代一度推到命运波峰浪谷的人物。

1998年，陕西的“老乡”又推选她担任深圳振兴陕西促进会会长。她为深圳、陕西两地的企业牵线搭桥，做了大量工作。她曾为重修黄帝陵募捐了25万元，她回咸阳走了5个县，看了17个企业，帮助那里搞合作开发项目。平时有陕西的乡亲来深圳办企业，搞书画展，她总是热情地前去剪彩祝贺。平时的救灾扶贫、希望工程等社会公益事业，她总是从自己的生活结余中捐款捐物。

吴桂贤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她的丈夫王振涛是位仪表堂堂的山东大汉，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曾任深圳赛格集团的总工程师。他们结婚四十多年，患难与共，相濡以沫，是一对让人羡慕的模范夫妻。他们的儿子和女儿都是深圳大学毕业，在金融部门工作，孝敬父母，事业有成，一家人其乐融融。^[3]